摘要：专制统治者，总是害怕人民知道得太多。 ...
当然，从前述对家庭的定义来看，母亲、儿童是家庭的必要成员，而老人则属于非必要成员。
并且，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宪法及其体制，对于自由权的保护方式，迥异于西方宪法。而未被宪法列举的权利，虽未获得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资格，但却是宪法努力实现的目标，这是宪法审慎考虑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的结果。
传统的未列举权利的理解，尽管有相应的认定标准，但由于未涉及对各种诉求与社会结构之关联，而有可能使未列举权利被某些可疑诉求所利用，从而对宪法形成压力。通过宪法来界定权利的规范内涵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未列举权利不能诉诸宪法以获得其救济，但是，这并不意味宪法对其置之不顾。而宪法权利是共同体成员的资源分配机制的产物，但其产生又限定了资源分配机制的运作。然而，如上所述，此种界定模糊不清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各国效仿美国宪法的过程中，尤其对于作为宪法后进国家的中国而言，并没有经历上述论证和思维洗礼。权利的规范内涵，需要负责任的规范界定和制度话语。就自然资源使用的法律调整机制而言，应回归公物与私物二元区分的大陆法传统，并对非对物采掘类 与对物采掘类 自然资源作类型化处理， 由此形成不同的规范配置。
4．宪法所有权是国家取得民法所有权的资格。[26]不过，如此生动的剧本并未在中国大陆照单上演。在往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，利维坦式的国家权力遮蔽了市场需求，公有公用成为自然资源权利配置的不二选择。[52]第二种定义认为，宪法所有权是主体取得权利的资格，区别于民法上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。
例如，1996年修订的矿产资源法，在全部53个条文中，有10个条文专门规定违反该法的法律责任， 必须 的词频为20次， 应当 的词频为19次， 有权的词频仅为4次，而且其中有2次是指行政机关有权作出行政处罚，所言之权 乃权力 而非权利。在近代私法绝对所有权观念的影响下，所有权乃完全物权或自物权，所有权的权能被分离出去后产生他物权，以实现对财产的支配，这种理论即为权能分离说。
[16]如果我们不再迷失于国家与全民是什么关系 的政治哲学追问，而是选择回归公产与私产相区分的法律架构，作为国家所有权客体的自然资源，同样也应区分为国家公产和国家私产。即使在私人所有权观念盛行的美国，联邦政府仍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，如果加上州和地方政府拥有的土地，美国公共所有的土地占美国总面积的42％。[41]前引[21]，苏永钦书，第22页。而把同时具有国家与私人取向的权利称为宪法上的绝对权，如人身自由权、财产权。
国家所有权具有专属特征，缺乏民事上的可让与性，难以简单适用私法规则，被学者喻为一个国家所有权的神话，一个运用法律讲述的神话。[62]许宗力：《法与国家权力》(一)，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，第34页。[32]这句话其后被无数次引用，成为人们谈论物种灭绝、臭氧层空洞、地下水开采、渔场滥捕乃至高速公路拥堵的理论模型。See John E．Nowak，Ronald D．Rotunda，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，4 ed．，Thomson Reuters，2010，PP．250—252． [56]苏永钦：《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》，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，第18页以下。
其体系构造图示如下： 具体而言，自然资源物权的立法文本包括三个效力位阶：宪法、部门法与特别法。第49条规定，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，属于国家所有。
其制度设计固然极为简陋，但终究是在法教义学层面上绕不过去的逻辑原点。管制性规范立法状况的成因不难理解。
2005年9月26日在青岛召开的海域物权法律制度学术研讨会 上，王家福教授把采矿权等在对物采掘类 资源上成立的使用权，形象地称为消益物权。例如，建设用地使用权或海域使用权的权利期限届满后，国家能够通过行使返还原物、恢复原状的物上请求权，回复其所有权的圆满状态。[10]须明确的是，自然资源的范畴历来存在争议。[48]徐涤宇：《所有权的类型及其立法结构：物权法草案所有权立法之批评》，《中外法学》2006年第1期。难题就此产生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能否从主权意义的所有转化为私法意义的所有?倘若不能转化，何以论证自然资源普遍利用的正当性?假若能够转化，隐于其后的法律机理又是如何?中国民法学界曾沿袭前苏联的权能分离说来解释该现象，但此说的合理性遭受广泛的质疑。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授权，负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。
该法第7条又规定，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。宪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均在保护所有权不受侵害，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同时发生。
沿袭此功能主义的视角，笔者把自然资源法律规范区分为基础性规范、确权性规范、授权性规范与管制性规范四个单元。金海统： 《资源权论》，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。
私人所有权的宪法意义在于针对国家性，即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侵害。因此，把宪法所有权定性为消极性的防御权，不能充分解释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功能属性。
[33] 哈丁提出公地悲剧隐喻的三十年后，海勒(Heller)阐述了一种相反的理论模型——反公地悲剧。物权法第1 19条规定， 国家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[34] 反公地悲剧理论提出后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(Buchanan)从数学上证明了该假设。[44]吕忠梅：《物权立法的绿色 理性选择》，《法学》2004年第l2期。
权能分离说 固然有实用主义的功效，但无法解释以其为依托建立起来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制度，在失去私法上所有权这一母权的条件下，自然资源使用权的身世‘就有了问题，无母‘哪里来其子‘?[60]易言之，宪法所有权不能直接成为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母权，二者之间必须存在私法上的转换器——民法所有权。[21]苏永钦：《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44页。
[14]固然，公共财产与国家私产的边界是一个长期纠结的理论问题，其范围亦变动不居，[15]但越来越多的立法例承认了二者的区分，尤其是经历了体制转型的前苏联及东欧地区国家。[51]前引[11]， 鲍尔／施蒂尔纳书，第518页。
解释项3其实就是曾经盛行的权能分离说。普通法系中的所有权是一种权利束，能够基于抽象的利益而作质的分割，地役权、寄托(bailment)、特许权(franchise)、许可(1icense)均属于有限制的所有权。
[43]参见肖乾刚主编：《自然资源法》，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34页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逐一分析上述解释是否恰当： 解释项l显然是可以排除的。[49]代表性文献，参见前引[2O]，尹田文。[67]前引[56]，苏永钦书，第25页。
[64]前引[56]，苏永钦书，第21页。[53]民法所有权体现为现实中的直接支配力，反映了对人关系 与对物关系 两个范畴。
另一方面，第2句为自然资源使用预留了制度空间，即只要这种利用 是合理的，就应受到宪法的保障。基于体系化的要求，厘清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法律性质，需首先以所有权的类型区分为前提。
参见葛云松：《物权法的扯淡与认真：评(物权法草案)第四、五章》， 《中外法学》2006年第l期。其四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救济未采用民事责任的路径。
